根據(jù)大量出土簡牘實物分析，簡的長短并不是絕對的，一般規(guī)律是簡書長短大小與書寫的內(nèi)容有密切關系，凡重要的書籍或記重要事情，必用最長的簡來書寫。每一簡上所寫字數(shù)多少是不相同的，少的只有一二字，多則幾字、十幾字，甚至幾十字。每根簡只寫一列（比較寬的木簡可寫兩列或多列）。編撰一部完整的書通常要耗費大量的簡牘，還要避免流傳過程中簡冊損壞后造成內(nèi)容遺失和順序顛倒。一本書的頁和行發(fā)生錯亂，校勘者稱之為“錯簡”，指明是各支簡的次序錯亂了。

戰(zhàn)國竹簡，出土于湖北隨縣曾侯乙墓，現(xiàn)藏湖北省博物館

由于簡牘這種縱勢狹長的書寫載體在先秦時期長期占據(jù)著主導地位，致使書寫者在控制毛筆時無法展開大幅度的動作，而只能拘束于狹窄的空間。簡牘尺寸與文字書寫的信息量之間就形成了一個矛盾，迫使人們在書寫時盡可能用簡練的語言表達，并努力在狹小的空間中書寫較多的文字。為達到這一目的，就必須將字形壓扁以節(jié)省縱向空間。為保證文字的清晰可見，就要充分利用簡面有限的寬度，使文字盡量往左右兩側(cè)舒展，在縱向壓縮與橫向伸展的共同作用下，最后就出現(xiàn)了一種單字呈扁勢，而上下兩字間間距被拉大的獨特章法形式，也就是所謂的“隸書”。

“隸變”由來

“隸書”的興起，大抵在戰(zhàn)國晚期到秦漢之際。這一時期也正是簡牘發(fā)展最迅速、應用最廣泛的時期。當時的秦國崇尚法家，法度齊備。比如睡虎地出土秦簡就包括了“秦律十八種”，其內(nèi)容涉及了農(nóng)業(yè)、倉庫、貨幣、貿(mào)易、徭役、置吏、軍爵、手工業(yè)等多方面。律法體系如此龐雜，文書工作自然變得十分繁忙。因此，戰(zhàn)國時的秦系文字在書寫過程中，社會上已經(jīng)形成了大量的俗體字。近幾十年發(fā)現(xiàn)的大量秦簡上許多文字顯然不是正規(guī)的篆文（《青川郝家坪木牘》《天水秦簡》《云夢睡虎地秦簡》）。

秦并天下之后，以小篆為通行文字?？上н@種圓潤俊秀的文字雖比它以前的文字簡易，但它那粗細一樣、彎曲圓轉(zhuǎn)的長線條，還是很難書寫的。由于政務繁忙，官府里經(jīng)辦普通文書的“徒隸”們應急求快，便采用民間的手頭字體，自行將篆文潦草簡化了，為“徒隸”們所用，“隸書”的名稱大概就是這樣來的?！稌x書·衛(wèi)恒傳》有句話，“隸書者篆之捷也”，指出了隸書的特點：篆書快寫即成隸書。

關于“隸書”的面世，還有說法將其歸功于程邈。據(jù)說此人原本也在秦廷做官，后來因故得罪了秦始皇，秦始皇把他關進監(jiān)獄，一關就是十年，他在監(jiān)獄里閑著沒事就收集整理當時在隸人中流行的草寫篆書，并將此3000字獻于秦始皇，嬴政看了以后很高興，就將程邈放出了監(jiān)獄。但這個說法早在15個世紀之前就已經(jīng)遭到質(zhì)疑。北魏時期（386—535）的酈道元《水經(jīng)注》就引孫暢之所言，指出山東臨淄人發(fā)掘古冢，得到稱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銅棺，而上面只有三個是古字，其余都同于隸書，以此可證隸書非始于秦朝?；蛟S，像李斯整理小篆文字一樣，在秦官府正式使用隸書文字時，類似程邈這樣的官府書吏曾做過系統(tǒng)的整理工作，對隸書的形成有過重要的作用。

肩水金關簽牌，東漢。甘肅肩水金關遺址出土，現(xiàn)藏甘肅簡牘博物館?！凹缢痍P”四個字為東漢官文書中的隸書字體

不論起源如何，隸書顯然是下層書吏使用的一種俗字。盡管秦朝的統(tǒng)治者允許官府用隸書來處理日常事務——1975年在湖北江陵鳳凰山七十號秦墓里發(fā)現(xiàn)兩顆同文玉?。阂皇钦?guī)篆文；另一與秦簡的隸書風格相吻合——但比較莊重的場合一般還是使用“小篆”，而不用“隸書”。秦始皇周游天下四處刻石，用的都是小篆字體，就是證明。秦代創(chuàng)造了小篆，同時也發(fā)展了隸書。大約是小篆和隸書比較，實用性不強，書寫困難，遠不如同時發(fā)展的隸書。故小篆成了一個短命的書種，很快退出了歷史舞臺。到了漢代，隸書終于取代小篆而成為正式的書寫字體。

兩枚“冷賢”方形銅印章，秦代，江陵鳳凰山秦墓出土。印上的“冷賢”二字分別用小篆（右）和隸書（左）

漢字字體從篆書到隸書的演變叫作“隸變”。從篆書到隸書的變化，是漢字演變史上的一個重要轉(zhuǎn)折點，也是古今漢字的一個分水嶺。東漢年間的許慎在《說文解字·敘》里就說：“秦燒滅經(jīng)書，滌除舊典，大發(fā)隸卒興役戍，官獄職務繁，初有隸書，以趣約易，而古文由此絕矣?！彼倪@番話顯然是站在維護古文字立場上講的。

隸書之于之前的篆文，一個顯著特征是“破圓為方”：變小篆的曲線條為直筆，變小篆的圓轉(zhuǎn)筆畫為方折，這樣的變化與書寫載體似乎也不無干系。小篆通常以刀施于石上，所以小篆在書寫時，所有筆畫皆以圓筆書寫，幾乎沒有毛筆書寫的提按動作，力求筆畫平直等粗；而隸書以毛筆書于簡牘之上，書寫時可以展現(xiàn)毛筆運筆多變的筆法，筆畫中方筆圓筆兼?zhèn)洳⑶腋挥诖旨氉兓?br>在隸書的筆法里，橫畫長而直畫短，呈長方形狀，講究“蠶頭雁尾”。所謂“起筆蠶頭”，即在起筆藏鋒的用筆過程中，同時將起筆過程所形成的筆畫外形寫成一種近似蠶頭的形狀?！笆展P雁尾”，即在收筆處按筆后向右上方斜向挑筆出鋒。

這樣的筆法來由，或許與簡牘的質(zhì)地有關。竹簡的表面即使平整，其紋路仍呈縱勢均勻排列，且?guī)в邪疾?。因此，毛筆在書寫橫向筆畫和縱向筆畫所受到的阻力是不同的。當毛筆在簡上書寫從上至下的豎直筆畫時，受到的阻力較為均勻，而書寫從左至右的橫向筆畫時，就要將筆勢進行調(diào)整，當遇到阻力時就有意識地施力將筆尖下壓，通過后再將筆尖提起，從而形成上揚之勢。如此“蠶頭雁尾”的橫向筆畫往往在每個字中只出現(xiàn)一筆，即使是橫筆畫很多的字，也只在其主筆畫中出現(xiàn)一處，其余筆畫中皆不出現(xiàn)，這就是所謂的“蠶無二至，雁不雙飛”。這種夸張的主筆增強視覺沖擊力，清晰易識，字與字之間因此便有了涇渭分明的界限，這對于書寫相對隨意、字形大小不均間距不顯的簡牘來說，無疑是一種重要的字間標識手段?！靶Q頭雁尾”也成為成熟“隸書”最顯著的特征。

隸書的黃金時代

實際上，隸書之于古文字的變化還不止于此。有人總結(jié)了這樣幾條變化規(guī)律：一、形變。形變是指字體的形狀結(jié)構(gòu)保持原有狀態(tài)基本穩(wěn)定，只把篆書的曲線改為平直方折的筆劃，使字體的形象發(fā)生改變；二、省變。省變是指在發(fā)生形變的同時，將繁體字進行簡化，省去部分偏首。如“秦、春、奉”等字，在篆書中上部都不相同，隸變后被同一個新構(gòu)件取代；三、訛變。訛變是指在發(fā)生形變的同時，改變筆畫方向和下筆順序等，讓文字的形體結(jié)構(gòu)也隨之發(fā)生變化，重新組織字形。比如“黑”字下面的兩個“火”字分化成“土”和“四點”，“光”字將上面的“火”字變作“小”字等等。

通過這樣的變化，絕大多數(shù)漢字變成了完全喪失象形意味的，由點、畫、撇、捺等筆畫組成的符號，無規(guī)則的線條變成了有規(guī)則的筆畫。從字形上看，通過合并、省略、省并等方式，漢字形體大大簡化了，變成了完全符號化的文字。無怪乎《漢字學概要》如此總結(jié)：“從篆書到隸書的轉(zhuǎn)變，是漢字史上的一大飛躍，從此，漢字完全失去了古文字階段的象形意味，擺脫了古文字蜿曲線條的束縛，開始步入今文字階段?！?/p>

在漢代，除了符璽（符信、符契和印章）、幡信（題官號職銜的旗幟）和有些碑額、磚瓦還采用篆書外，其他場合都普遍使用隸書書寫。當時，寫隸書已經(jīng)形成一種社會風氣，寫好隸書是入仕的手段。社會上曾有這樣的諺語：“何以禮義為，史書而仕宦?！币馑际呛伪刂v究“禮義”呢？能寫好隸書（漢代人稱為“史書”）就可以為官做宦了。這當然大大推進了隸書的發(fā)展。到東漢靈帝熹平四年（175），當時著名的文學家、書法家蔡邕（蔡文姬之父）建議正定經(jīng)本文字寫定《魯詩》 《尚書》《周易》《春秋》《公羊傳》《禮儀》《論語》等七經(jīng)文字，共刻46塊石碑立于太學門前，世稱“熹平石經(jīng)”，熹平石經(jīng)上的字書體一致均形體方正，筆畫勻稱，波挑工整，莊平典雅，在東漢晚期被作為標準書體的隸書，世稱“八分”體。至此，“隸書”的演變也宣告基本完成。
由于東漢樹碑風氣興盛，優(yōu)秀的漢代隸書也因此得以流傳到了今天。在大量的漢碑當中，《乙瑛碑》算較早的作品。它的全稱名為《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》，或稱做《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》《漢孔子廟置卒史碑》等。乙瑛其人為魯相，他在漢桓帝元嘉（151—152）時奏請在孔廟設置百石卒史，碑以此而取名。此碑高260厘米，寬128厘米，18行，每行40字，刻有公牘和對乙瑛的贊辭。此碑的出現(xiàn)，標志著漢碑標準隸法的完全成熟，因此《乙瑛碑》曾受到歷代書家的高度評價，無不視為漢碑中的典范作品。如清人郭宗昌說：“其字畫之妙，非筆非手，古雅無前，若得神助，弗由人造。”

《乙瑛碑》明代拓本（局部），現(xiàn)藏故宮博物院

之后的《曹全碑》，全稱《漢郃陽令曹全碑》，又稱《曹景完碑》，刻制完成于東漢靈帝中平二年十月丙辰（185年11月30日），碑陽20行，每行45字，碑陰題名33行，分5橫列，內(nèi)容為記述曹全（字景完）的功業(yè)。其字法遒秀，逸致翩翩，結(jié)字勻整，方圓兼?zhèn)洹Ｇ宕臅胰f經(jīng)評價，“秀美飛動，不束縛，不馳驟，洵神品也?！本嚯x《曹全碑》只差一年，另一塊漢末名碑《張遷碑》（全稱《谷城長蕩陰令張遷頌》）刻于東漢中平三年（186）。

此碑書風與《曹全碑》不同，其用筆以方為主，棱角分明。在名碑林立的漢碑群中，《張遷碑》可說是“最后的輝煌”。不久之后，天下大亂，朝廷無暇顧及樹碑立傳之事。后來曹操又頒發(fā)禁碑令，桓帝、靈帝以來盛極一時的建碑之風，便隨之步入低潮了。而在同一時期迎來相似命運的，還有刻于石碑之上的隸書字體：“隸書的體態(tài)，很大程度維系在特定的書寫材料——簡的書寫要求之上，因而呈橫展之勢。而橫展的體態(tài)特征，卻不符合一般書寫場合的高效要求。因此，一旦離開簡這種書寫材料，隸書的體態(tài)便沒有維持不變的理由。事實的發(fā)展變化，正依從了這種邏輯的規(guī)定?！?/p>

《張遷碑》明代拓本（局部），現(xiàn)藏于故宮博物院

參考文獻：朱仁夫：《中國書法史》，吳玲芳，錢萬里：《中國圖書史話》，諶方怡：《善其事，利其器 書寫工具的演進對字體發(fā)展的影響》等。

歡迎掃碼關注深圳科普！

我們將定期推出

公益、免費、優(yōu)惠的科普活動和科普好物！